中国经济低谷期在23年已经见底，最大不确定性其实是自己怎么做？尽管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中国2024年具有三大机遇。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教授李楠、上海交大行业研究院中国银行业研究团队成员陈开宇共同撰文表示，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化转向多极化，而美国在试图对抗这个转变、维持以美国全球产业链核心地位的努力必然会带来各种不确定性。

　　在这一年，俄乌战争还悬而未决，巴以冲突又燃战火；春寒料峭时，与加密货币相关的签名银行和银门银行相继破产，严冬之际比特币市场却异常火爆。经历了三年疫情的各国复苏之路各有不同却都充满不确定。

　　在这一年，经济学巨匠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09/15 – 2023/05/15），传奇的决策科学家Daniel Ellesberg（1931/04/07– 2023/06/16），统计学巨擘C. R. Rao（1920/09/10 – 2023/08/22），奥马哈先知芒格（Charlie Munger，1924/01/01– 2023/11/28），政治家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05/27-2023/11/29），一个个智者相继离我们远去，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我们是否还有足够智慧去面对这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是否还有足够的运气能安然度过各种未知的危机，就像巴菲特在今年五月份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谈到国际关系上说的“我们将拭目以待，使得我们安然度过1945年以来各种危机的运气是否能继续，我们是否能对这种运气有一定的影响。”

　　然而，就像C. R. Rao 在他的著作《统计学与真理》的前言中所说，“所有的知识最终的分析来自于历史；所有的科学终极的抽象是数学；而所有的判断最终的合理性来自于统计学”，我们不妨从历史，从逻辑，从数据中去寻找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回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化转向多极化，而美国在试图对抗这个转变、维持以美国全球产业链核心地位的努力必然会带来各种不确定性。

　　尽管美国依旧具有强大的经济自给自足能力，但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割裂会有损于美国经济利益。

　　因此，美国需要利用美元霸权、军事霸权来掌控全球经济格局，这就是美国所谓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经济秩序”。

　　美国的经济模式其实是“世界牧场模式”，即建设全球经济一体化，并将全球经济产业链中最有价值的一环放在美国。

　　◎一方面，全球经济产业链为美国提供生产生活资料，同时全球大市场为美国产品提供的销售市场，在漫长产业链中，由于美国具有科技研发优势、资源整合优势使得美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价值最集中的一环；

　　◎另一方面，由于全国各国的政治、宗教、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缺乏稳定的基础，因此，美国需要采取各种政治、经济、金融乃至军事手段，确保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符合“美国利益至上”的目标。

　　1.具有全球产业链中其他国家不具有的硬实力，比如美国牢牢抓在手中的科技、资源、市场等，才能够名正言顺地获得全球产业链中最大的价值分配，并支撑美元信心和军事信心。

　　2.具有足够强大的对全球经济格局的直接干预能力，比如政治、军事、金融手段，才能够快速消除隐患、转嫁危机、持续收割。

　　美国要确保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一体化，除了需要用政治、金融、军事手段对全球经济格局施加影响之外，美国自身的实体经济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美国的实体经济：

　　尽管国内外媒体流行的说法是美国实体经济正在弱化，但美国实体经济依旧具有抗风险的能力。

　　从各个口径的统计数据来看，美国目前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及石油的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具有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粮食和能源价格的能力。

　　粮食和能源是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两大基础，这是美国经济的底气。这使得就算美国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损害也会集中与金融领域，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有限。

　　美国实体经济中已日趋空心化，传统产业日趋受到全球低成本冲击。就实体经济视角来看，美国制造在全球面临竞争力下降，这是一个短期内难以通过“制造业回流”等措施改变的大趋势。

　　美国制造的没落也同时拖慢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尽管美国在新兴的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均具有科技创始地位，但缺乏制造业的支持，使得美国在新兴产业的科技优势不能在实体经济中形成新的增长点。

　　从传统重资产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引发的9-10年的经济周期来看，这一周期性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减弱，主要原因是全球制造业中心由美国转向亚洲的过程中，传统制造业在美国经济结构中的占比正在下降，虚拟经济占比日趋增加。

　　美国曾是全球制造业中心，这也是过去美国制造在全球价值创造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主要原因，但今天这个要素受到挑战。

　　另一个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50-60年的康德周期，即关键性技术进步周期。我们正处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康德周期。

　　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由美国起步，也给美国带来了几十年的科技优势和高速发展，使其在传统制造业外流的情况下保住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

　　目前，信息技术的康德周期已经持续了40多年，到了康德末期，难有突破性的技术创新。

　　下一轮的关键性技术进步在哪里？可能是新能源、新材料、也可能是延伸的人工智能等其他技术领域，尽管美国在这些领域均具有科技研发优势，但缺乏制造业将这些科技变为实业上的竞争力，因此，美国在新兴产业上并没有表现出以往的巨大优势，这也会使得美国在后续几十年里，越发缺乏足够的底气站稳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

　　美国在全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除了依赖生产能力、科技能力之外，还有很多的政治、金融、军事手段。当生产能力不占优势、科技能力不占优势时，美国并不会放弃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必然会在政治、金融、乃至军事手段方面加大力度，这会使中国不断面临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金融、军事挑衅。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美国《金融现代化法案》开始，美国的经济架构中，金融资本逐步“脱实向虚”。美元成为全球货币后，使得美元霸权成为收割全球资源并转嫁美国经济危机的主要经济手段，而军事霸权同时也是美国维系其美元霸权的主要手段。

　　从货币角度看，美元要能维持其世界货币地位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对美元价值的信心；二是对使用美元的信心。

　　但这两点信心都在近期受到挑战：一是美国不断扩大国债规模上限，这会从长期打击美元价值信心；另一方面美元制裁手段的滥用也将一些国家排除在美元使用范围之外。

　　同时美国的货币财政政策面临着连环难题，经济低迷，财政支出无法压缩，只能增加发债；但增加发债会导致美元供给过剩，导致美元贬值；于是美国必须维持高利率，来维系美元价值；但高利率政策又会增加国内制造业成本和降低消费欲望，使得经济复苏困难；为了经济复苏，美国采取制造业回流、打击竞争对手、贸易保护主义等手段，这势必又会增加财政支出，形成更大的财政赤字，于是又需要增发美债。

　　与中国不同，面对经济危机时美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非常有限，缺乏具有执行力的财政手段，所以主要调控手段是金融管控，如美债规模、准备金率等。

　　一般而言，货币手段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是有效区域是极窄的，只适合在经济平稳时做小幅度的调整，并不适合采取极端的货币政策。偏偏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连续采取极端的货币政策。

　　由于疫情的影响，美国的利率政策先采取了极端的低利率政策来鼓励生产和消费，遭遇通货膨胀压力后，美国又采取了极端的高利率政策，为历史所罕见。这种奔走两个极端的货币政策也正说明了货币政策的失效。

　　但是美国未必担心货币政策的失效。毕竟美国实体经济占比日趋降低，美国金融市场上的游资有大量都来自外国，政府主导下的货币政策调整未尝是消息灵通者是一茬接一茬的“剪羊毛”游戏。

　　美国经济在实体经济中尚未找到新的增长点，而制造业回流措施的可操作性差，难以实现；美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正在降低。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并正在危及美元霸权；同时，美国正在面临经济周期，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出现，美国经济面临着长期和短期的风险，美国需要妥善应对中国的崛起及各种内部矛盾激化。

　　但是，由于美国是选举政治，注定了美国不可能采取有针对性的、前瞻性的中庸平和措施应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只会、只能、只愿采取一些表面化、简单化、极端化的选民认可手段来应对复杂局面。

　　这使得无论在应对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和全球经济格局问题上面，美国采取的对策都有用力过猛或只停留于口头宣传不肯投入的感觉，这种施政缺陷源自美国的两党政治，是谁都难以改变的。

　　综上所述，全球格局从单极化向多极化转变的进程中，美国无法凭借制造业优势、科技优势继续占据全球产业链核心地位，美元霸权也正在弱化，这必然会带来全球政治经济的中长期不确定性，再加上选举政治，必然会在政治、金融、军事等方面对中国等主要对手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挑衅，造成各种短期不确定性。

　　我们在上文分析了，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单极化向多极化转变的进程中，美国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优势不再时，为了保住其在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必然会在政治、金融、军事等对中国等主要对手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挑衅，造成各种长短期不确定性。

　　基于此背景，我们进一步展望2024年世界政治经济的确定与不确定，中国的机遇及合理对策。

　　从前文的分析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2024年的世界经济依旧处于低谷期。但相比于2023年的经济低谷，2024年的低谷期不会比2023年更低。

　　关于世界经济增长前景，无非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全球总需求是否恢复增长并带来全球经济复苏，进而带来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二是全球产业结构中是否出现明确的引领全社会高增长的新行业新产业。

　　我们也可以确定，由于国际政治格局不稳定、全球能源结构失衡，全球总需求暂时看不到快速增长的基础；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清晰明确的带给全社会高增长的新行业或新产业，所有具有增长潜力的新行业、新产业均具有很大的技术不确定性和政治不确定性。

　　我们还可以确定，中国政治稳定、产业结构稳定，依旧是世界上最具有低谷期最早恢复总需求增长的国家，中国在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已经表现出强大的出口能力，尽管依旧面临很多的出口困难，但已经成为全球信息技术、新能源领域的领军国家。中国依旧是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确定的是，在各个国家面对全球经济低谷会采取什么极端措施？在全球经济低谷期，受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各个国家都出现了保护主义抬头、极端货币政策等情况，这种各国政治上的不确定性，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环境造成不确定性的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全球经济增长正处于结构调整中，各国都在寻找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中国需要在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新产业上加速发展，得以不被胁迫、立足全球的地位。

　　由于各国仍在国内经济低谷期，而在经济低谷期各国的选举政治会走向极端化。同时结束韬光养晦的中国已经走到了国际政治舞台中央，面临的国际政治局势会更加多变。

　　无论是中国战略上或战术上的对手，都会在这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采取更多加多样的手段与中国博弈。因此，2024年中国在国际政治环境中会面临战术上的更加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大国博弈更可能在2024年进入一个相对均衡状态，为中国带来一段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

　　目前大国博弈中，俄罗斯被人拿捏的要害是乌克兰问题，目前已经爆发，且战争已经长期化，俄罗斯需要中国帮助，欧美各国都需要中国的表态不介入；美国最容易被人拿捏的要害是以色列问题，目前已经爆发，正在进入长期化，美国需要中国的表态不介入；中国最敏感的应属。

　　最能影响世界格局的三个大国，都有已暴露的要害需要小心守护，均需要其他大国的承诺和默契，这就形成了一种互相博弈中的均衡局面。

　　相对于2023年前的国际政治格局，这种三国博弈中的均衡是近几年来最清晰的，这也会给三国之间的博弈划定一个天花板，不至于将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毕竟谁都有办法在对方要害施加更大压力，而谁都承受不起。

　　因此，在战术层面，三国博弈依旧会花样百出。但在战略层面，三国重新形成了博弈中的互相制衡。对于中国而言，又迎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空间。

　　中国需要一方面高度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稳定发展期，坚持和平自主的外交战略，赢取和平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抓紧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轻易地被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化转移注意力。

　　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经济低谷期在2023年度已经见底，许多宏观经济指标已经表明了2023年都中国经济见底。

　　在经济低谷期，具有全面性特点的商业模式更容易抵御风险，目前东南亚、印度等近几年出现的热门区域都不具备中国的全面性。

　　因此，中国依旧是世界上最具有经济增长潜力、产业链最齐全、政治环境最稳定、最具吸引外资的营商环境，这也是为什么芒格在临终前接受采访时笃定看好中国未来的20年。

　　而中国最大的不确定性其实是自己怎么做？如果把经济低谷期视为一个人生了病，那么病了就该吃药，但吃药需要选准了吃，是药三分毒，不能见什么药吃什么药。

　　各种宏观经济复苏措施也都是药，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中国必须战略定力，不要因为经济低谷期就慌了手脚，不择手段地采取一些背离商业规则的刺激经济手段，反而破坏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2023年，中国没有因为国际上诸多突发事件改变一贯的外交政策，也没有因欧美各国采取了极端的货币政策就冒然跟随；2024年，最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引导经济走出低谷时，应坚决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规则，不要过度地干预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比如，对于违反市场规则者，应坚决查处，以维护遵纪守法者的利益。对于小微企业、保交楼、民营经济等热点问题，应依法依规地按照相关法律及商业规则进行，不适宜过多地政府干预；对于科技创新，政府应该做能够做只有完善金融市场规则，建立数据交换平台，减少信息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性，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而不是自己进行风险投资。

　　尽管2024年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但所有不确定性都具有机遇，所谓危机并存。对中国而言，2024年具有三大机遇：

　　1.国际政治方面，中国可能又迎来一个和平发展空间，但这个发展空间与以往不同，这个是互相制衡下形成的脆弱平衡。

　　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不论国际局势风云变化，中国都应该把做好自己的事放在首位。

　　2.每一轮经济低谷期都是社会经济结构改变的最好时机。在经济增长期，各级地方政府都会难以放弃既得利益（如房地产），进行看不懂清晰前景的产业结构调整。

　　同时，以前增长模式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弊端也只有在经济低谷期才能下定决心进行根治。目前的经济低谷正是促使各级政府下决心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时机。

　　中国经济处于低谷期的根本原因还是传统增长方式的调整。原有的生产函数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要解决边际效益递减，必须更新生产函数，而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八大任务已经设计好了新的生产函数，是解决中国面临诸多问题最好的方向。

　　在三年疫情期间，各级地方政府忙于短期应急防疫，2024年是各级政府将工作重心重新聚焦于十四五规划的时候。